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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研究49期

论菊花的重阳节文化内涵[1]

张荣东*

 

摘要:菊花文化是重阳节的核心内涵,它与重阳节饮菊花酒的民间习俗和佩戴菊花辟邪的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道教的服食长生追求是菊花民俗意义的宗教根源,而陶渊明种菊爱菊则开了后世民间赏菊的先河。陶菊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融入重阳节文化,提升了重阳节的文化品位。

关键词:菊花;重阳;民俗;道教;陶渊明

 

民俗学视野下的文化是与雅文化相对而言的,属于大众文化。菊花从进入人类文明开始,就是沿着雅俗共赏的模式发展的。其“雅”表现在屈原、陶渊明开创的文学上;其“俗”则表现在人们的日常节俗习惯和民间信仰上。重阳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它与菊花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是菊花民俗意义最鲜明、最突出的表现形式。

一 菊花与重阳节

“重阳”一词最早见于屈原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一句。这里的“重阳”是个空间观念,指天空。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说:“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这显然不是后来时间意义上的“重阳”。根据现存文献记载,作为民俗节令,重阳节的起源时间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大致出现在西汉初期。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载:“戚夫人侍儿贾配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这是关于重阳节的最早记载,同时也指出了菊花与重阳节的天然联系。《搜神记》卷二也有类似记载。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载:“九月九日可采菊花。”[2] 晋代以后,提及重阳节的文献渐多,而且几乎都离不开菊花。从唐代开始,饮菊花酒、赏菊便作为重阳节的主要内容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关于重阳节的起源,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 避邪消灾说

西晋周处《风土记》载:“汉俗九月九日饮菊花酒,以祓除不祥。”又云:“九月九日, 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九日登高》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皆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费长房史有其人,《后汉书·方术列传》载其事,说他遇仙人指点,入山学道,有神异道术。

() 求寿说

三国曹丕《与钟繇书》是较早详细阐述重阳节以菊花祝寿习俗的文字:“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佳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而生。至于芳菊芬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谨奉一束,以祝彭祖之寿。”[3]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隋杜公瞻注:“九月九日宴会不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配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设宴于台榭。”[4]可见,在隋唐时期,重阳节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

() 尝新说

《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卷七十六引《玉烛宝典》载:“九日食蓬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三册“重阳”一节认为:“九月季秋,中国南北方的农作物收获期大体结束,频繁的报赛活动也在九月告一段落,这时便有了重阳节。江西《上高县志》载:‘九十月间收获已毕,农家设办祭品以祀神,名曰秋社,一以报土谷,一以庆丰年’。云南在九月朔日至九日礼北斗祈年。宁波则在九月由各坊巷组织社火以庆丰年。重阳节就是收获期的丰收节。”

以上三种关于重阳节产生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和依据,其中以辟邪消灾说影响最大。一种民俗节日的形成往往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其内涵也是不断丰富的。重阳节应该起源于上古的祭祀活动。北周的郊庙歌辞《周祀圜秋歌·昭夏》云:“重阳禋祀, 大报天。”[5]这表明,重阳日是祭天的日子。在“观象授时”的殷周时期,人们以“大火”星 (即位于天蝎座中的星宿) 的运动规律来指导农时,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官职叫“火正”。根据现代天文学的理论,雨水节气时,当太阳从西方地平线落下,“大火”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火正”看到这种天象时就告诉人们准备春耕。盛夏过去,处暑节气来临,当太阳落下时,“大火”星已经出现在南天。《诗经·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说的就是这种天象。当秋季到来时,太阳落下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大火”星了。“大火”星的隐退,使古人失去了时间坐标,产生了恐惧,于是先民以“秋祀以菊”,乞求“大火”再生。因为古人认为菊花是“候时之草”,与上天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每年农历九月九日,巫师们手持菊花互相传递,轮番起舞,进行祈祷活动,这应该是重阳节菊花的原始内涵。

随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古人对“重阳”又作出了新的解释。古代从事星占、堪舆、占候等活动来预测吉凶祸福的术数家以4617年为一个周期, 称为一元。认为一元之中若干年会出现一个灾年,并给这些“灾年”取名,如“阳九”,“阴九”,“阳七”、“阴七”等。《汉书·律历志》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正以九七五三为灾者, 从天奇数也。《易天之数》曰:‘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又引孟康曰:“一元之中有五阳四阴,阳旱阴水。九七五三皆阳数也,故曰阳九之厄。”[6]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六《百六阳九》条云:“史传称百六阳九为厄会,以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阳九,次曰阴九,又有阴七、阳七、阴五、阳五、阴三、阳三,皆谓之灾岁。大率经岁四千五百六十,而灾岁五十七。以数记之,每及八十岁则值其一。今人但知阳九之厄。[7]自汉以后,这种以阳九为灾日的观念深入人心。《汉书·食货志上》载,王莽末年发生灾荒,“莽耻为政所致,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汉霜蝗,饥谨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 百姓流离,予深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8]

两晋以后,文学作品中多有这种观念的表现。南朝谢灵运《顺东西门行》云:“闵九九,伤牛山,宿心载违徒昔言。”黄节注:“闵九九谓阳九阴九之灾也。”[9]徐陵《为陈武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载:“近者数钟九恶,王室中微。”南朝梁丘迟《九日侍宴乐游苑诗》中将重阳节的活动称为“秋祓”:“朱明已谢,蓐收司礼。爰理秋祓,备扬旌棨。”[10]唐代赵彦伯《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花字》诗曰:“簪挂丹萸蕊,杯浮紫菊花。所愿同微物,年年共辟邪。”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五“九日条”曰:“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重九之厄。”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断定,重阳节是由上古的“秋祓”活动,即秋天的祭祀活动演化而来的,其目的在于消灾避祸。“尝新说”本来是“秋社”活动的内容,是用来在秋天收获季节向土地神表示谢意的。由于时间同重阳节接近,所以,也逐渐成为重阳节的内容。而“求寿说”则与菊花的药用功能和道教的长生成仙思想相关。

二 重阳节与菊花联系的道教根源

道教是我国传统的民族宗教,产生于东汉后期,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创教初期,传道者为了宣传教义、广纳教徒,扩大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采用“符水咒说、跪拜首过”等带有浓厚巫医色彩的治病方法。《后汉书·皇甫松传》载,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随着魏晋时期葛洪神仙道教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道教本身的进一步完善,道教基本教义从早期“去乱世、致太平”的救世学说发展成为“长生久视”和“度世延年”。这一转变使得长生不死、羽化登仙或死后尸解成仙成为道教的主要信仰和修炼追求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祛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正在于此。道教把道家清净无为、修身养性的主张改造为服食长生、修仙得道的治身之述,对我国传统医学和民俗文化影响深远。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讨论重阳节饮菊花酒的民俗学与道教根源。

道教的治身之术以服食养生为主,即通过服用草木之药和以金石类矿物为原料人工炼制的丹药达到长生久视、羽化成仙的目的。道教服食主张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神仙方术的服食之法和方士的求仙活动,东晋葛洪《抱朴子》引早期金丹著作《黄帝九鼎神丹经》曰:“虽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不免于死地。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11]可见,早期道教炼丹家认为草木之药只可延年,而人工炼制的丹药才能长生不死。但与用矿物金属炼制而成的丹药相比,草木之药更为安全适用。《神仙传》记载了一些道教人物喜食植物的例子,赤松子“啖百草花”,偓佺“好食松实”,师门“食桃李葩”,务光“服兰韭根”,鹿皮公“食芝草”等,并记载了“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得仙”的故事。《太平经》载:“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云笈七签》卷一百十四载:“其下药有松柏之膏、山姜沉精、菊苗、泽泻、枸杞、茯苓、菖蒲……草木繁多,名数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虽不能长享无期、上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泽,返老还童。”[12]所以,道教服食家认为服食草木类药物可以轻身益气、益受延年。道教医学家在服食和行医过程中发展丰富了传统中医理论,如南朝陶洪景《本草经集注》,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都为我国传统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这类道教医学著作中都有服食菊花的记载。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一章所列植物药中有“甘菊”。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二记载了菊花的采集时间和储存加工方法:“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皆阴干。”陶宏景《名医别录·上品》说菊花能够“疗腰痛去来陶陶,除胸中烦热,安肠胃,利五脉,调四肢”。我国最早的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菊花味苦平,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的药用价值。道教服食所用菊花多为白色。《本草纲目》引陶弘景《名医别录》曰:“又有白菊,茎叶都相似,惟白花,五月取之。仙经以菊为妙用,但难多得,常服之。”又引苏颂《图经本草》曰“今服食家多用白者”

另外,一些汉魏六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也记载了一些菊花延年益寿的故事,这类内容对后世影响往往更大。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载:“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华,水从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名之为夭。菊花轻身益气,另人坚强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三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皆得瘳。”[13]汉代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载:“炎洲在南海中,有兽,火烧不死。取其脑,和菊花服之,尽十斤,得寿五百年。”晋代王嘉《拾遗记》卷六:“(汉)宣帝地节元年,乐浪之东有背明国。有紫菊,谓之日精,一茎一蔓,延及数亩,味甘,食者至死不饥渴。”[14]汉末三国时期,杀伐频仍,社会动荡,广大民众朝不保夕。而文人名士更是生活在苦闷与恐惧之中。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出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爱饮酒。”修仙的成为方士,饮酒的成为名士。名士挥麈谈玄,在上层社会尉为风气。方士们“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在中下层社会得到认可。当然,饮药酒也是一种服食的方法,方士和名士便合流了。由此可知,从汉代开始,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菊花的延寿功能已经深信不疑。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西晋傅玄《菊赋》:“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15]晋庾阐《游仙诗十首》中有“层霄映紫芝,潜涧泛丹菊”,将菊花与长寿灵药灵芝并称。陶渊明熟知古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其一),对神仙之事件想必也确信其有,因为他深信菊花可以长生:“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读山海经》其四))阴铿《赋咏得神仙诗》云:“罗浮银是殿,瀛洲玉作堂。朝游云暂起,夕饵菊恒香。聊持履成燕,戏以石为羊。洪崖与松子,乘羽就周王。”[16]几乎就是道教神仙理想和服食活动的直接表述。

长生毕竟是古人的主观愿望。早在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服食长生的荒谬。《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云:“万岁更相迭,贤圣莫能变。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采菊服食的陶渊明也曾经对此提出过怀疑:“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唐宋时期,由于道教的兴盛,长生求仙的思想依然很流行。但随着社会的进步长和医学的发展,人们往往能够较为理性地认识和对待服食。长生成仙的说法逐渐被抛弃,而去病延年的药用功效为人们所接受。宋代以后,重阳节饮菊花酒的长寿意图已经很淡,插菊花、饮菊花酒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和民俗文化。

三 陶渊明对重阳节文化品格的提升

菊花是陶渊明人格的象征,陶渊明是菊花的形象代言人。陶渊明与菊花的关系之密切无人可比。北宋周敦颐《爱莲说》言:“晋陶渊明独爱菊,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由于陶渊明,“隐逸”就成了菊花的主要象征内涵。而“陶菊”这一人文意象以其独特的精神风貌为重阳节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最早将陶菊引入重阳节的是南朝刘宋人范泰,其《九月九日》诗云:“劲风肃林阿,鸣雁惊时候。篱菊熙寒丛,竹枝不改貌。”范泰化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一句,创造了“篱菊”一词,首次将以隐逸为内涵的“陶菊”与重阳节联系在一起。南朝江总在重阳诗中又使用了“篱菊”一词:“心逐南云去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范泰和江总诗中的这种联系仅仅停留在涉陶意象的表层,偶尔出现,陶渊明与菊花的深层文化学意义没有得到阐发。到了唐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唐诗中的重阳之咏有一半以上提及菊花,“陶菊”、“篱菊”、“东篱”成为与陶渊明相关的意象,频繁出现在以重阳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陶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与传统的重阳节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内涵并固定下来,从而提升了重阳节文化的品格。初唐诗人的重阳之咏已经延续了六朝范泰、江总援陶拽菊入重阳的做法,使“陶菊”精神体现在重阳文化中:“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王勃《九日》)“江边枫落菊花黄,少长登高一望乡。九日陶家虽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崔国辅《九日》)在这类诗歌中,酒也同样是不可以缺少的。“陶酒”与“陶菊”一样,成为高雅、脱俗、旷达的象征。从盛唐开始,重阳诗中的“东篱菊”已经成为含有特定意蕴的诗歌话语和审美意象。在诗中“陶菊”所代表的悠然自得、旷达疏放的人文精神更为鲜明了:“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漫说陶潜篱下醉,何曾得见此风流。”(王昌龄《九日登高》)“今日陶家野兴偏,东篱黄菊映秋田。浮云暝鸟飞将尽,始打青山新月前。”(钱起《九日田舍》)在唐代诗人中,对陶菊内涵理解至深且有独到体会的是白居易,其《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见赠》诗云:“霜逢旧鬓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黄。惆怅东篱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阳。”白居易晚年闲居洛阳,远离权利中心,力图忘却官场的纷争,对陶渊明悠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共鸣。其《闰九月九日独饮》诗云:“黄花丛畔绿樽前,犹有些些旧管弦。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

与唐代对陶渊明接受的相对平淡相比,宋代的崇陶热情非常高涨。陶渊明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宋人。宋代重阳诗的数量远远多于唐代,而且诗中基本上都要提到陶渊明或与陶相关的典故。作为陶渊明精神象征的菊花也深受宋代士人的喜爱。中国最早的菊花谱录就出现在宋代。史铸《百集菊谱》还将陶渊明诗中提到的“九华”菊列为一品,并广泛搜集了陶渊明与菊花有关的典故、作品以及他人的引陶咏菊之作。宋代士人将菊花所蕴涵的陶渊明的精神追求和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引入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日常生活中。更为重要的是,在唐人眼中,陶渊明只是个隐士,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而宋人认为陶渊明体现了理想人格中“闻道见性”的最高境界,将儒家“孔颜乐处”安贫乐道的人格修养融注到陶渊明的精神品格中:“陶潜直达道,何止避俗翁。萧然守环堵,褐穿瓢屡空。梁肉不忘受,菊杞欣所从。一琴既无弦,妙音默相通……使遇宣尼圣,故应颜子同。”[17](郭祥正《读陶渊明传二首》其二)这是宋人兼容并收思想的结果,是宋代儒、释、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宋代理学影响士人的结果。在宋人看来,人格修养既要强调闻道见性,又要将道与性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淡泊静退的高尚品格,任真自然、恬淡自适的生活方式,乃至忠贞不二的政治态度是宋代理学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的核心。当宋人用这些条件去审视前人的时候,发现陶渊明是最完美的。南宋张栻《采菊亭赠张建安诗前序》说:“陶靖节人品甚高,晋宋诸人所未易及。”[18]洪迈《容斋随笔》卷八:“陶渊明高简闲静,为晋宋第一人。”[19]可以说,陶渊明以其赋予菊花的清贞绝俗、高雅闲逸的人文精神丰富深化了重阳节的文化内涵。

需要补充的是,在陶菊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融入重阳节文化的过程中,类书起了重要作用。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五“岁时部·九月九日”条,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九月九日”条、卷八十一“药香草部·菊”条,徐坚《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九月九日”条,白居易《白氏六帖》卷一“九月九日”条、卷三十“菊”条都引用了陶诗《九日闲居》及《宋书·隐逸传》所记载的陶渊明重阳节久坐菊丛、王弘致酒的典故。宋代《太平御览》“时序部十七”之“九月九日”条、“百卉部三”之“菊”条也都列有与陶渊明相关的典故。随着出版印刷业的繁荣,文化事业的高涨,文人读书越来越多,而类书作为文人的学识储备更是备受重视,陶菊与重阳节的融合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张荣东:就职于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1]本文原载于《阅江学刊》2012年第2期。为学习交流,特转载此文,在此向作者鸣谢!

 

[2][]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卷八十一引。

[4]宗懔:《荆楚岁时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

[7]洪迈:《容斋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页。

[8]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1144页。

[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3页。

[10]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第1602页。

[11]葛洪:《抱朴子》,中华书局,1980年,第65页。

[13]应劭著,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1页。

[1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9年,第1717页。

[1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2456页。

[17]郭祥正:《青山续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二。

[18]张栻:《南轩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

[19]洪迈:《容斋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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